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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仁、学识渊博的库尔特纳德尔曼(Kurt Nede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9-02-10 12:07

  自然而然,“言词主义”运动及其诸多衍生于言词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国家,比如西班牙或是意大利,仍然被视为批判与程序改革建议之基础,因为在这些国家依然盛行着许多古老诉讼程序之遗风。就这些国家而言,程序的直接主义和集中主义、诉讼效率与迅速裁判仍是有待解决之问题。

  然而,另外,最近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出现了众多史无前例的问题,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出现了这些问题,这可谓对新兴的现实和全新社会的典型反应。本书在此仅简要地研究以下三个问题,即“宪法化”问题、“共同体化”及“国际化”问题和“社会化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宪法化问题。有几个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皆历经了灾难性的战争以及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压制,因而已经转向寻求权利的宪法化保障,以作为避免风暴袭击的避风港。第一步,这些国家通过了“刚性”宪法,对于意大利而言,这是一大革新,而对于德国和奥地利并不新鲜,这些国家赋予诸如接受有法定管辖权的法官之公平裁判权、聘请律师权和听讯权等一些司法裁判的理想以宪法之地位。第二步,这些国家设置了特别的宪法法院,并授予这些宪法法院具体行使控制政府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遵守和执行宪法之职责,这对于意大利而言,还是一大革新,事实上对于德国也不失为一种制度创新,不过,对于奥地利而言,则算不上是革新。诚然,美国的司法审查之先例在这一宪法化发展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不过,法国尚没有加入这一宪法化潮流之行列。还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的法国《宪法》规定了法国宪法法院(th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该法院的职责在于保障行政机构的权威性,而非保护个人权利,因而与真正的宪法法院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与1946年《宪法》所规定的法国宪法委员会(the ComitConstitutionnel)相比,法国宪法法院与真正的宪法法院又要更接近一些。另一方面,其它一些国家也已经汇入了这一宪法化的潮流,包括土耳其,甚至包括1963年后的南斯拉夫。

  毫无疑问,这一新兴潮流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限于民事诉讼。意大利、德国或奥地利《宪法》所构造的宪法保障,不仅调整民事诉讼,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调整着刑事诉讼。也许出人意料,这一保障甚至仍然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影响更大。据我们所知,比如最近几年,有几个欧洲国家的宪法法院裁定,将民事案件的管辖权授予一个民事法院法官同时亦为现行行政官员的法官,这乃是对宪法所保障的接受独立且法定法官之裁判权的侵犯。我们也已得知,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求原告提供诉讼保证金,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提,这也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原告之“接受裁判权”。我们还已经了解到,甚至在民事案件中,聘请律师的权利和法律援助制度皆可能是构成宪法所保障的公正审理权之必需要件,以及即使在民事案件中,也可能排除违宪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提出证据或否认证据权利之限制,以及对诉讼事项通知的不充分,也已经被认定为构成侵犯宪法上之保障。从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宪法要求,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作出判决不得以当事人未获得充分听审机会的事实、证据或者程序事实为依据。

  这些原则与美国宪法判例的相似之处以及不同方面皆非常明显。一方面,欧洲法院正阔步行进在日益与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相对接的进程之中,这些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部分地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所发展的标准。另一方面,欧洲在某些领域、尤其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宪法判例,甚至已经离美国的司法实践越来越远,注意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美国有关当局建议“通过封闭若干条接近法院之道路”,尤其是排除小额索赔案件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减少法院的积案数字。但是采用这种策略,至少在若干个欧洲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如前所述,因为按照欧洲的主张,上述这些方法侵犯了宪法上的“接受裁判权”(right of action),即侵犯了人人皆享有的为保护其实体权利和合法利益,而将有关争议提交“法定的”、“公正的”、“司法”机构即法院解决之权利。如果只有通过将一部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至非司法裁判机构,或者将这些案件分流至法官数量较多的法院,唯此两种方式才能确实缓解司法机构过重负荷的话,那么,当前的欧洲即便再是需要增加成千上万的新法官,也会断然拒绝第一种解决方式。

  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些宪法上的全新发展对欧洲大陆法官以及欧洲社会整体的心理之影响。尽管德国和意大利的法官不享有撤销违宪法规之权力,即宣告违宪法规无效之权力属于单独的宪法法院,不过,这些法官也的确有权力和责任中止某一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审理,将涉及宪法的问题提交宪法法院裁判。因此,一种全新的“宪法良心”(constitutional conscience)正在官僚主义风气较重的“职业法官”中日益滋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职业法官要不是从属于行政机构的话,那么也当然仅仅遵循于法典和其它成文法律。这正是一种激进的变革,而且从整体而言,也是一种较受欢迎的变革,所以其深远的影响值得诸位思考。

  第二,让我们探讨一下“共同体化”的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可称之为“国际化”问题。欧洲大部分国家正从绝对国家主权的观念渐进地迈向一种新型的多维观念,即以更加共同体化的角度定位,以更加国际化的角度定位。正如在宪法领域一样,在国际化领域中,“美国的挑战”仍然起着强烈的作用。事实上,“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彼此分割、自成一体,它们日益感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联邦制提出的挑战,并且,苏联也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挑战。这些是大众的心理情感,其未来的影响几乎无法预期。当然,我们还是远远没有达到某种欧洲联盟的目标,不过,欧洲更加一体化的因素正在日渐增长,甚至在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最近,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持下,六个国家于1968年在布鲁塞尔签署了《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Recog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以及达成了有关破产、债务安排(arrangements)和类似程序等公约草案,欧洲一体化的明显迹象由此可见一斑。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成员国法院和欧洲共同体法院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涉及共同体法律的解释或者有效性的问题上,成员国法院可以将这一事项提交共同体法院裁决,共同体法院的裁决具有终局效力,如涉及上述问题的成员国法院是终审法院,则有将该问题提交共同体法院裁决之义务。《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规定也极为重要,这一公约的成员国不是六个国家,而是十五个国家。这一条款规定了在国内进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低正当程序标准,包括由法律预先设立的独立、公正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间内进行公正、公开的审理。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位于斯特拉斯堡(法国城市)的欧洲共同体法院和《欧洲人权公约》的其它组织在执行该公约第6条和其它条款时,更多地显示出拘谨和限制,而不够大胆。首先的限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欧洲人权公约》表现的巨大革新方面,即允许个人就其自己的国家向超国家的组织(指欧洲人权委员会)提起诉讼。进而,希腊军政府被迫退出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公约》,表明该公约在公民自由方面对成员国的约束上已具有了一些意义。

  让我们就这一点作出结论,在“宪法良心”渐进发展的同时,一种“共同体的”、“欧洲的”和“国际的”良心也日益洋溢在古老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官和人民心中。这一发展有许多迹象,甚至超越了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范围,对于法国也是这样,尽管它们还似乎经常似乎感受到神圣的国家这种过时观念的吸引力。事实上,在法国,当1964年戴高乐(General de Gaulle)将军仍处于权力巅峰之时,在芒泽(Munzer)一案中出现了司法自发的发展,在对外国判决的承认问题上,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实际上取消了法国法官对外国判决的是非曲直进行复审之权力。我的同仁、学识渊博的库尔特纳德尔曼(Kurt Nedelmann)为这一判决欢呼雀跃,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副标题为:“一个下去了,更多地向前”。诚然,的的确确有一股国际化的浪潮正奔涌向前。甚至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这一潮流仍然相当浩荡。由于国际开放与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和文化观念是相一致的,因而,本人确信,这一国际化潮流一旦挣脱了束缚,完全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新兴的问题,即平等接近正义之“社会化”问题。诚然,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前夜,路易十五法院的温床所培育的是重农主义(physiocratic)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盛行社会化的司法理论。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第一大步,是废除了特权裁判权,以及宣告司法裁判的无偿性。因此,法国大革命根除了法官由当事人支付手续费的数个世纪的古老习俗。不过,大革命并没有减少其它的司法裁判费用,比如律师费和法院规费。资产阶级的平等是非常重大的成就,然而资产阶级的平等却再一次证明仅仅是不完全的一步。一切公民获得了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而在今天,采用这种平等对待经济上和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无疑又构成另一种不公正。

  在确定这一问题的范围时,可以获得比较具体而且也很准确的数据资料,通过对自由放任的年代为穷人解决接近民事司法问题的途径进行研讨,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对法律援助问题的解决方式,分别可以溯及到1851年、1865年和1877年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巅峰时期。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对法律援助问题的解决惊人地相似,并且,尽管德国现在有一些改进,但从实践的角度而言,这些改进几乎没有实质上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解决方式基本上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依据,即所谓由执业律师无偿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神圣的职责”。当然,贫穷的当事人必须表明其足够贫穷,并且提出充分的理由,不过,一旦他们如此行为,就可以无偿地获得律师的帮助,则他们也与富人处于同等的诉讼地位,无偿地接近司法,因此,正义对于所有人皆可以接近。

  毫无疑问,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偿的法律服务仍然趋向于贫乏。向穷人提供贫乏的法律援助服务!实际上,这一“神圣的职责”仅仅由那些年轻的律师和没有经验的律师(the stagiaires)来履行,这在法国是众所周知的定律;而经验丰富的律师则宁可慷慨地背弃这一神圣的职责,也要收取服务费用。而且,当事人为了能够证明本人足够贫穷,首先必须写上充分的理由,穷人、残疾人以及没有文化的人为申请法律援助,本身便需要获得法律咨询和帮助。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申请法律援助还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申请书应写在特定格式的纸上,并盖上印鉴,提交给“有管辖权法院”附设的法律援助委员会审查;对于有法律意义的起诉或者抗辩不仅必须要“具体”且“明确”地陈述事实,而且要“具体”、“明确”地陈述现有的证据以及请求司法救济之法律依据。因此,为了能够申请到无偿的法律援助, 人们本身便需要法律援助。

  尽管下面的数据是干巴巴的,但事实再次胜于雄辩。1966年是比较典型的一年,意大利的一审法院共受理了449,947宗民事诉讼案件,其中只有2,587宗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获得了法律援助,占民事案件总数的0.57%。多么幸福的国家啊,只有0.57%的人口是穷人!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非常不幸,事实并非如此。赤裸裸的事实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法院的大门对于穷人永远是关闭着的。

  那么,这一骗人的玩意已清清楚楚地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司法对于所有人并不平等。其它数据可以进一步映证这一事实,比如体现为诉讼案件的数量与当事人承担的律师费和法院规费数额之间的比例。1958年,卡普兰(Kaplan)、冯梅伦(von Mehren)和谢弗(Schaefer)指出,在德国,这一比例在诉讼标的金额大的案件中占4.1%,在诉讼标的金额小的案件中为54%。西班牙一位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在最近的研究中列举了西班牙的有关数据:诉讼标的金额为24,000,000比塞塔以上的典型的大案件中,当事人的负担约占6%;在诉讼标的金额小的案件即典型的穷人案件中,这一比例则为50%至80%不等。我们的西班牙同仁得出了以下令人悲哀的结论,“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司法是一件奢侈品。”最近在意大利进行的小组研究所提供的信息甚至更令人触目惊心。在诉讼标的金额大的案件中,当事人承受的平均负担低至8.4%,对于诉讼标的金额为1,600美元以下的案件,这一比例攀升到51%至60%;在诉讼标的金额少于160美元以下的案件,这一比例则飙升至170%。显而易见,当事人无法承受这种经济负担。事实上,证明这一事实的统计数字正是源于官方资料,这也可以说明在过去的七十年中小额请求诉讼急剧下降之缘由。世纪初始之时,治安法官法院(conciliatori)每年几乎受理了二百万宗民事案件,但近年来,每年受理的案件平均下探至50,000件,而与此同时,人口却几乎翻了一倍。当然,世纪之初的意大利并不是社会大大关注权利的时期。相反,自世纪之交以来,福利制度不断优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其它社会干预也已经大大地加强了。那么,为什么对于穷人而言,在接近民事司法方面,存在着这一触目惊心、危机四伏、令人遗憾的倒退呢?

  我相信,对这一问题最终的回答也许只能是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作出了。在本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里,经济和社会变化将远远超越以前数代人所历经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我推断,民事和商事司法机制,如果不再进行激进地、革命性地现代化和变革的话,那么将不免破灭。今天,司法机制的瑕疵不仅存在,而且也在以几何级数增长,日益恶化。同时,那些被制度排除在外、无法接近官方司法的人,只好转向寻求暴力手段的自救行为,事实上, 这一点也不奇怪。

  正如你所见到的,我们对现代改革潮流的探索已经引导我们进入了另一个迫切且巨大的变革需求,这些变革是我们时代之特征,并且当然不仅仅在欧洲才是这样。这正是对社会正义更强烈的呼唤。这一呼唤可以感觉到,并且这一社会化潮流也相当明显。当然,不同地区推行程序改革的条件各有差异,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条件比德国或法国的条件更糟糕,而德国和法国的条件又比瑞典的条件更差一些。瑞典在二、三代人之前,程序改革的条件也并不很理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非社会化的大潮流。比如,意大利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停滞之后,终于有了一部关于法律援助改革的远见卓识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当然,这一结果部分地是缘于宪法要求之压力。该法案设立一个国家公共基金,用以补偿为贫穷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执业律师,这构成一种社会的“审判”(judi-care)的形式。在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程序改革人士在有关法律援助方面和其它民事司法的社会因素方面,其热诚正在日渐增长。自1949年以来,英国在法律援助领域也已经选择了欧洲改革者所普遍采纳的模式,也许还有其它更多的国家追随着这一潮流,不过欧洲人也非常清楚,现代美国在这一领域也正大步迈向这一潮流。

  社会主义国家激进的解决方式,尽管经常被视为过度激进且思想偏狭, 但至少在法官职权强化的思想方面,也汇入了法律思想的大趋势和程序改革大潮流的主流之中,这一奔涌激荡的潮流,其源头不仅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之中,也接纳着欧洲大陆以外的支流。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客观事实,这一潮流或许就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汇聚的主要潮流之一,甚至美国也明显地融入了这一潮流。

  且让时光转回到1906年吧,在美国律师协会(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会议上,当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的没有名气的年轻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对司法裁判不满之缘由》的演讲时,听众的反应是“掀起了义愤的风暴。事实上,庞德教授的敢为天下先,导致的第一结果便是,在第二天上午的法律业务研讨会上,美国律师协会的众多领导人发表讲话,坚持主张现行的诉讼程序是设计最精巧的、凝集着人类智慧的科学的制度,并且对庞德的讲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声称庞德的主张试图破坏数个世纪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庞德大胆地对美国法制的圣堂进行无情的鞭挞,他将现行的司法制度轻蔑地称为“裁判体育观(the sporting theory of justice)”也就是,“法官理所当然地作为裁判员,......而当事人在他们所比赛的项目中以其自有的方式进行搏击,法官不进行干预”。庞德对以下传统司法思想提出了挑战,即“关于诉讼程序必须完全是有争议的程序之思想”,以及法官“仅仅对律师提出的竞赛进行裁判,......而不是独立地寻求客观真实和正义。”

  然而,那些1906年曾为人所唾弃、视为谬论的异议,在今天却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事实。正如1961年欧文考夫曼(Irving R.Kaufman)法官在美国著名的法官和律师参与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早期的司法干预思想,它是......无数伟大的法律思想家经过不断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它促使法官......在对诉讼的引导中采取主动之地位......。与我们所接受为福音的观念相反,不受司法人员控制的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并不是一种自发的保障,它不可能自发地保障获得正义。”当然,美国人朝着这一目标仍然路途遥遥,尤其当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是部分真实的时候。正如远至考夫曼法官在九年前的确认,近至1970年8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官反复的重申一样,在诸多方面,今天的情形与1906年的情形,其“相似之处仍然很特出”。许多欧洲国家和其它民法法系国家、尤其是尚未采纳奥地利模式(以社会本位的法官职权主义为特色)的欧美大陆的拉丁地区,它们在多方面探求审判效率、接近司法以及真正的司法民主之进程中,依然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诚然,诉讼程序以及程序技术并非探求这一进程的唯一工具。程序领域之外的改革也至关重要。然而,只要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会给经济实力雄厚的一方当事人带来特权地位,那么局限于实体法方面的社会改革就不够充分。比如,意大利尽管有非常发达的、社会进步的劳动法规,但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审理期限却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迟延,致使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当事人诉讼地位极其不利。正如在实体法领域一样,在程序法领域中,我们迎接时代挑战的最好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方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度控制之间的关系。

  本人在此借用查尔斯.W.乔伊尔(Charles W.Joiner)的一句话,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最后评论,他指出:“没有人想激进。几乎很少律师想打上如此印记,不过,程序改革以及坦诚的评价仍然免不了要激进。”

  人们也许会问,“预言”、政治、意识形态,所有这些与民事诉讼关联何在?这一问题引导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实际上,从传统而言,民事诉讼已经被视为技术性相当之强的法律部门与技术部门是相并行的;并且,人们通常从纯粹技术性的角度对民事诉讼进行研究和教学。而在民事诉讼的意识形态基础、哲学背景以及社会政治影响方面进行的研究非常之少。

  然而,一旦诉讼法学家明白到,任何法律技术本身皆不是目的,没有任何法律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那么,对民事诉讼的意识形态基础、哲学背景以及社会政治影响进行研讨就是必不可少的。就以采用数值方法计算的“法定”证据制度为例予以说明吧。法定证据制度不仅是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在程序领域的映射和结晶,比如高贵者的证言优于普通人的证言,僧侣的证言优于俗人的证言,富人的证言优于穷人的证言,而且,这一证据制度也是一种先验的、经院式的思维方法论的直接反映和在法律上的确认。在对事实的发现问题上,这种方法论不是基于具体的观察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不是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因素逐个地进行评判,而是一劳永逸地基于抽象的作为“绝对真理(absolutes)”的前提,“真实”可以依据这些绝对的前提以机械的方法推导出来。这种方法论正是托勒密式(Ptolemaic)的思维方式,是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这种方法论也得到了忠实的反应。

  人们都知道由诸如伽利略(Galilei)、培根(Bacon)和牛顿(Newton)等精神先驱所倡导的伟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促使人类思维飞跃到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领域,这种方法论的特征便在于,崇尚观察,注重尝试、不断纠错。总而言之,科学的方法论是与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和经院式的方法论相对立的。这一革命性的变革在程序法和证据法上也得到了反映。用伯特拉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来讲,信仰科学的人们所相信的是,“尝试,而不教条;以证据为基础,而不迷信权威”,现代法官也应如此。当伏尔泰(Voltaire)猛烈地抨击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基本法则时,他大声疾呼,“评价......证言的价值”和证人的可信性“应是法官的工作”。这表达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当拿破仑对另外一些古老的基本法则进行抨击时,萦绕在他脑中的也正是这种全新的理念。拿破仑发觉,这样的一些规则是无法接受的,一个诚实证人的证言不可能认定为证据,而两个恶棍(deux coquins)的证言却必须接纳为完全的证据。事实上,法定证据制度不久便首先在法国土崩瓦解了,接着又在其它地方寿终正寝。法院不可能将这种全新的理念太久地拒之门外。

  对于诉讼程序的其它要素也是一样。下面以个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予以说明。显而易见,民事诉讼的秘密主义很明显是压迫的权力主义之体现,而刑事诉讼的秘密主义则更体现了这一权力主义。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席卷古老欧洲大陆的自由欧洲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诉讼程序的秘密主义。欧洲革命两个重大的成果便是,爆发革命的法国废除了调取人证(言词证据)的秘密性原则,宣告诉讼程序坚持公开主义和言词主义,并将其规定于因1848-1849年欧洲革命而形成的主要的宪法文件之中,作为基本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一方面,社会组织中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开始日渐衰竭,另一方面,新型的劳工组织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舞台。在越来越多的进步性国家,这一发展标志着社会和福利立法之开始,189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将民事诉讼的概念作为教育工具和社会福利制度,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思想对其它国家的现代立法影响深远。进而,尽管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民事诉讼的概念上有所反映,即将民事诉讼视为当事人私人的事情Privatsache der Parteien,然而,法官在控制诉讼活动中的职权不断地强化,这一潮流则反映了国家对个人生活日渐增长的公开干预,而这正是我们时代之特征。事实上,当事人主义诉讼与纠问式诉讼之间所产生的全新冲突,只不过是我们时代主要挑战的一个方面,即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当然,正是革命使得这些发展分外耀眼。革命的基本思想,便是宣告取消经济权利。正如列宁于1922年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在经济领域的一切事物,皆处于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然而,从传统而言,民事诉讼的内容已经纳入了“经济领域的范围之内”,而在西方,民事诉讼从来便是处于这一范围内,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民事诉讼属于“私法”的调整对象。那么,显而易见,将民事诉讼领域的内容纳入“公法”的调整范围,这一席卷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先前所述的社会主义民事诉讼领域所有激进变革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一变革可能是过度的激进。这一运动也进一步解释了诸如民事诉讼程式的范围急剧缩减等现象,本书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对于国家和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日益开放,奔向更加自由地承认国外立法和司法行为之效力的大潮流。民事诉讼也体现了这一新的精神,如外国法的适用、外国判决的承认、以及对诉讼日益转变的国际合作的态度。当然,这一方面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国际组织仍然处于初创阶段。不过,这些国际组织的发展举目可见。甚至在成员国的国内法院,也正日益滋生着一种全新的国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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