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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9-04-22 11:03

  中国国际民事诉讼的发展应当回应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作为经济大国,中国需要借助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利益;作为法治大国,中国需要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增强本国司法制度在全球争议解决市场的吸引力。考虑到司法制度是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权衡因素,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全球竞争力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提升、完善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中国应强调大国司法理念,重视大国司法制度的竞争性、服务性和斗争中的合作性特征,并着重于以下改革:一是规定专门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增加竞争性管辖权事项;二是增强中国国际民事诉讼的专业化服务能力,突出当事人权利保护的便利,在商事领域注重审判机构的专业化;三是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推进中国判决的全球化流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与法律合作研究”(16JJD820009)中期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为龙头,中国的综合实力发展迅速,逐渐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大国地位,树立了大国形象。有跨国交往和跨国贸易,就必然有跨国争议。作为跨国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的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其本身也应随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然而,30年来,我国在国际民事诉讼的制度发展方面一直变化不大。在立法方面,比较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2012年修订版规定的“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可以发现:在内容上,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1982年已基本定型,主要涉及一般原则、管辖、送达、期间、仲裁和司法协助,《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但这些规定没有本质变化;①在形式上,在国际民事诉讼方面,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所涉条文,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并无实质上的增减;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相比,条文数目还有减少。进一步而言,中国国际民事诉讼的改革,不仅落后于当代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发展,在学理层面也很少受到关注。②当代国际聚焦的一些国际民事诉讼问题在我国讨论不多,改革更少。

  首先,涉外管辖权的扩张与平衡。涉外案件管辖权的大小决定着一国法院的管辖范围和能力,也直接影响着一国公民和企业走出情况下利益的保护。经济外向型的国家会尽量扩张本国的管辖权。我国关于涉外管辖权的规定,依旧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状态。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协议管辖和应诉管辖从涉外民事诉讼部分并入国内民事诉讼部分,较少考虑到涉外民事管辖权立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利益保护方面有着特殊的价值和作用。

  其次,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与效率。诉讼程序通常被认为体现一个国家司法主权和制度特色的重要环节。然而,晚近国家民事诉讼的发展,除了严格的正当程序要求外,专业化特色和对当事人的便利成为发展趋势。专业性的审判法院诸如国际商事法院等不断设立,而法官的国籍、③注册律师的国籍、④审判语言、送达、取证等环节也在突破传统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诉讼服务于争议解决的功能更加凸显。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主权性与当事人的便利之间如何平衡,是决定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公正与高效的重要问题。

  再次,判决的全球流通。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主题。目前,欧盟通过布鲁塞尔条例系列确立了判决在其成员国内自由流通的区域;英联邦一些国家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上采取登记程序,无需普通法的重新审理程序;美洲国家1979年制定了《美洲国家间关于外国判决与仲裁裁决的域外效力的公约》,阿拉伯国家间有1983年《利雅得阿拉伯司法互助协议》。判决的区域化流通已成格局。自1992年起,政府间组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直致力于推进判决的全球流通,并于2005年达成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目前正在起草《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推进判决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承认与执行。未来,外国公司在取得针对中国公司的胜诉判决后,只要中国公司在国外有资产,均可能被承认与执行,而无需来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除双边司法协助协定中有一些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外,正式立法均以模糊术语带过。司法实践中在金钱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也少有作为。如何应对判决全球流通这一趋势,更好促进自由贸易,推进全球化的发展,是我国时下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为解决我国国际民事诉讼发展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比较分析,提出大国司法理念,以问题为中心探索中国国际民事诉讼的改革举措,以此推动相关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发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既要考虑中国跨国经济交往的实力和前景,也要考虑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本质。首先,就跨国经济交往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资本净输出国。就体现跨国人员往来的入出境情况看,从1980年的146万人次上升到2016年的5.70亿人次。⑤这些数字和事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而前述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停滞不前或者说缓慢发展,说明其并没有及时回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在当代国际社会,尽管司法发达程度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但相比较于小国,经济大国意味着更多的国际经济交往,其相关的国际法律制度设计也需要立足于全球层面,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尤其是应该考虑到制度对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和作用。“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⑥经济全球化要求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也就要求大国构建开放型的法律制度。因此,中国国际民事诉讼的变革,无疑要考虑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大国发展的需求,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体现大国权利义务的一体化。

  其次,就国际民事诉讼的本质来说,其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而司法在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具备“平衡器”的作用。“由于司法所具有的诸如把一般问题转化为个别问题、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等特殊的性质和手法,因发生争议或矛盾从而可能给政治及社会体系正统性带来的重大冲击却得以分散或缓解”。⑦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之中,司法能够化解争议,避免上升到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从而在维护国际关系的同时,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其价值和功用无疑值得关注。

  将前述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即经济大国的实力和司法制度对跨国民商事交往的能动作用,本文提出“大国司法”的概念。“大国”(great power)一词作为正式用语,来自于1814年的《休蒙公约》(Treaty of Chaumont)。但至今尚未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或者说没有一个普遍使用的标准来界定大国。⑧有学者认为,大国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即它们在军事力量、政治威望和经济财富的权重方面,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它的政策和行动能够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⑨有学者认为,界定“大国”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物质层面,即人口、领土、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等;⑩二是认知的层面,包括一国愿意以大国的身份行事,而且其他国家也认可其大国的地位。(11)然而,多数学者在使用大国一词时并没有界定其含义,(12)但这不妨碍对于特定时期人们对于大国指哪些国家有一些基本的共识。(13)这些共识很多体现在国际组织的文件、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之中。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最近指出:“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14)本文的研究虽然主要立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15)但亦借用这些共识,并选取普通法系代表性国家美国和英国,以及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德国和法国作为考察对象。本文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欧盟,这是因为该地区集结了诸多历史大国。而且,晚近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欧盟立法最为频繁,所颁布的条例在成员国领域大都具有直接实施的效力。欧盟各国国际民事诉讼法,基本随着欧盟新的立法而变化,而少有欧盟立法之外的制度发展。上述国家和地区能够反映司法制度尤其是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时代特征,能够体现大国司法理念的内涵和特性。

  大国司法并不是两个概念简单的重叠,当“司法”以“大国”界定和修饰的情况下,至少具备两个内涵:一是指大国的司法状态,即当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时,它的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实然状态。这种实然的状态不仅会因为不同的大国类型(诸如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有所不同,也会因为国家法律制度和传统的不同(诸如普通法系和成文法系)而存在差异,非短短一文所能为也。二是指大国司法理念,即在争议解决服务领域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大国,其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所具有的一些共同性的价值观念。这种“大国司法”是“大国”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应然状态。在形而上的层面,它是对大国司法制度理念的提炼和总结;在形而下的层面,其在大国的司法实践中又能够得以印证或支撑。

  大国司法理念无疑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在国内层面,考虑到司法制度本质上是一国国内的制度,传统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属性,诸如职权的法定性、程序的法定性和裁决的权威性等,是一国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和特征大国和小国均有之,不具有特殊性,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与这种聚焦于一国之内司法制度本身的特性不同,本文以全球性视野,从制度发展理念、制度设计的功能理念和制度实施过程的斗争与合作三个层面,考察当代大国司法发展的特征;并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发展的新理念。

  司法主要是实施法律制度的,但其本身也是制度规制的对象,应随着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16)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并影响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反之,国家竞争力所蕴涵的竞争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因此,如果没有竞争扬弃那些不好的制度,发展那些有益的制度,人类历史就不会长期演进。(17)在国际竞争的分析中,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从促进生产率的发展着手,认为国家应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持续推进繁荣。(18)因此,出于竞争的需求,大国的司法制度应有利于该国经济效率的提升,蕴涵与经济发展相同的竞争性因素。

  在现代国际社会,司法制度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项重要竞争因素,成为《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指数排名的重要权衡指标,(19)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件也多有提及。在英国,对于国际民事诉讼,良好的法律服务和成熟的争议解决机制被认为能够帮助伦敦维护其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20)在德国,法律被认为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项重要的竞争因素,能促进德国积极参与全球法律制度的竞争。(21)在美国,早期将外国人管辖权赋予联邦法院,其动机在于立宪者担心各州法院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债权人的偏见,可能破坏美国的外交体系和通商。(22)之后美国与其他国家频繁的民商事交往产生了大量跨国争议,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法律制度,诸如长臂管辖、限制性豁免、多元和宽松的域外送达和取证制度等。(23)

  赋予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经济功能和综合竞争能力最明显的是欧盟。在欧盟,国际民事司法合作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措施之一。欧盟理事会可以就民事司法合作领域内的问题采取措施,逐步建立共同体内部市场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自由、安全、公正的环境。(24)在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领域,理事会有权采取措施,促进“成员国在适用冲突法和管辖权方面的协调一致”。(25)根据2009年《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第67(4)条,欧盟各成员国应相互承认民事领域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的判决及裁判,以此促进司法救济。如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不仅相互承认彼此的法律,也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26)欧盟民事司法合作正在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前进,(27)上述措施被视为对必须消除所有阻碍内部市场自由流动壁垒的回应。(28)尽管这些法律规则限制了成员国的利益,但为了符合共同市场的要求和实现欧盟的政策,欧盟将国际民事司法合作从第三支柱上升为第一支柱,(29)被认为是实现共同体目标(即内部市场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自由、安全、公正的环境)核心的途径和方式。

  综上分析,在现代国际社会,具有竞争力的争议解决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是维护经济发展、彰显本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的司法制度已经超出传统上化解争议的范畴,上升到服务于经济、提升本国或本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高度。

  一国的司法除了在国内的传统功能,在国际社会则更多的是为争议当事人提供一种化解纠纷的公共产品、一种争议解决的服务。当具有服务性特征时,就需要在国际争议解决市场参与竞争。这是因为“国家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所有资源与要素的组合效率及其在国际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竞争能力。这种要是以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更优的服务和更高的信誉而战胜竞争对手,获得本国经济快速持久地发展的能力”。(30)如果把争议解决本身看作一个市场,落后的争议解决制度将影响一国经济发展,从而影响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些大国会凸显本国的制度优势,从而在司法领域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这种制度优势应该更加凸显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便利,并注重司法的专业化。

  首先,在凸显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方面,在英国,1996年《公正司法》(Access to Justice)报告指明了英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包括当事人地位平等,法院结构和法官配置适合诉讼当事人的需要,民事司法制度应满足诉讼当事人的需求等。英国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围绕当事人需求进行。(31)在美国,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没有对国际民事诉讼作出专门规定,1963年和1999年修订该规则时,突出了美国批准的多个诉讼程序公约所规定的程序,如海牙《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简称《海牙送达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简称《海牙取证公约》)、《美洲国家间嘱托书公约》等。这些立法修正案对外国当事人或机构在美国的司法协助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服务。

  其次,司法机构的专业化设置方面,英国设立了专门的商事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80%是国际民事诉讼案件。(32)法国巴黎也有专门的商事法院,并有适用英语审判的个案。在德国,在国际民事诉讼最为传统的领域——本国语言的使用上也开始突破,德国议会建议建立专门法院处理跨国商事争议,(33)并可使用英语审理。这些举措无疑会提升这些国家法院的专业性水平。

  在具备专业化的司法机构和一定优势的制度后,晚近有不少国家着力于对本国司法制度的宣传,着力于打造国际争议解决中心。例如,200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学会出版《英格兰和威尔士:管辖权的选择》宣传册,详细列举英国司法制度的优势,吸引更多跨国争议当事人选择英国法院管辖。(34)随后,德国出版《法律——德国制造》的文件,(35)强调:“在德国,企业家与投资商受益于高效率的法律制度。法院和私人仲裁机构从而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其核心任务。高效率的程序法促使作出迅速、权威性的以及可预见的裁判。”(36)

  司法制度根本上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制度。各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相互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前述大国司法理念的竞争性和制度设计功能上的服务性,其实质在于在国际范围内提升本国的综合竞争力。这种竞争实质上也是一种斗争。实践中,各国司法活动中的斗争更多体现在个案中,因为个案涉及具体的利益,其表现形式更加直接。例如,在主权豁免领域,美国受理了许多涉及外国国家、政府机构和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政府官员的法律诉讼。涉及中国的案件尤其为多,尽管这些诉讼最终以外方败诉或撤诉而告终,但对我国产生了消极影响。(37)再如,在取证领域,在晚近影响比较大的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针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作出的“藐视法庭”命令的案件(38)中,美国法院要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提供位于中国境内的银行信息,突破了传统取证中不得侵犯他国主权的概念。瑞士、德国、阿根廷等国家的银行在美国均有此类遭遇。

  整体来说,这种司法斗争在个案中体现为具体的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利益的斗争,其背后则是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如上述国家主权及其财产豁免之诉,美国采取限制豁免制度,而我国采取绝对豁免制度;再如,在取证制度上,美国不限制外国人来美国取证,同时要求外国给予同等待遇;而我国禁止外国人直接在我国境内取证。这种斗争所带来的是大量的外交抗议。因此,各国不得不在斗争中寻求合作。司法活动是对当事人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根据博弈论可知,在存在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时,参与人能够达到整体效用最高的均衡。因此,通过推进司法合作领域双边条约或者多边条约的缔结,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提高整体效用。

  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例,原则上,一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只在其本国有效,如果没有相关国家的明确承认,该国法院的判决就没有域外效力。为提升合作,首先是学者理论上的突破,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要求或者推动国家间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早期,以自愿为基础的国际礼让说是国家间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主要理论。(39)之后,针对国家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出现了更多带有约束力的理论,诸如既得权理论、(40)法律债务(legal obligation)理论、(41)既判力(res judicata)理论、(42)效率和商业发展需要(efficiency and commerce)说(43)等。晚近,美国的一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又相互依存的世界,如果只强调各法域的区域特性和利益,不给外国判决一定程度的承认,就会产生不公正的现象,正常的生活秩序就会被干扰。(44)大国由于更多的跨国交往和国际经济活动,就意味着更多案件和相关的判决需要相互承认和执行。

  其次,大国司法的合作不仅有理论突破,也更有诸多成果。例如,在欧盟法院管辖权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最早达成的是1968年《关于民商事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通称《布鲁塞尔公约》)。随着欧盟内部市场的建立,人员流动愈加频繁,欧盟希望制定一部新的规则为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提供更便捷的程序。2000年,欧盟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公约》的基础上通过《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第44/2001号条例》(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I》),(45)标志着由早前的成员国国际立法转化为欧盟共同体直接立法,推动了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程序在欧盟区域内的统一。(46)该条例经2012年修订并于2015年生效,废除了原来的认证程序,成员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只要在其本国是可执行的,无需任何特别程序即可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法院承认。(47)在跨国公司不断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盟的做法有利于该区域国家法院所作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欧盟和美国之间在经历过多年斗争之后,考虑到布鲁塞尔判决承认与执行体系的优势,1992年,美国代表团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中提出,需要就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制定一项全球性公约。(48)这一提议为众多国家所响应,在此基础上达成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不论是各国国内层面还是在区域组织层面,法治发达国家在斗争中合作,大国司法的合作性成为斗争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综上分析,当代大国司法的发展理念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即在制度发展理念上强调其竞争性;在制度的功能理念上突出其服务性;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注重斗争中的合作性。这些新的特征主要从美、英、法、德司法制度新近发展的趋向考察而来,并尤其体现在欧盟国际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层面。这些特征有些会存在于小国司法的发展中,例如,新加坡就突出了其司法机构的服务性功能,专门成立了国际商事法院,力争成为亚太地区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但很难说此三大属性会同时或全部存在于小国司法之中。首先,就大国司法制度发展的竞争性来说,小国由于其经济规模有限,很难从全球的层面注重本国司法制度发展的竞争力。它们没有大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也就难以全球性视野注重本国司法制度对其综合国力的贡献。其次,就司法功能的服务性来说,则是很有可能为小国所接受。这些国家通常具有一定的特征,例如,使用英语;经济规模虽然小但经济发达程度高;诉讼程序采纳抗辩制。但由于经济规模的限制,其在受案数量和影响力案件的解决上不可能与大国相竞争。再次,就司法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斗争与合作来说,斗争可能并不区分大国和小国,但小国更多的是个案合作,大国因为案件较多才有可能进行制度上的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国际的制定上均是如此,例如,目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正在制定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真正的角逐是在中国、美国和欧盟(49)之间进行。

  不管是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竞争力,还是大国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当代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统一法工作在不断地展开。(50)就目前国际组织而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是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专门性机构,已经制订了大量国际民事诉讼公约,包括1961年海牙《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取消认证公约》)、1965年《海牙送达公约》、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和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目前正在进行的判决承认与执行项目是各国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组织下的工作重点。(51)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将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美国学者威格摩尔(JohnH.Wigmore)曾在一篇文章中提醒美国政府:“如果某一个世界会议通过了一部统一的法典,而不包括美国的观点,那么,美国的立法者便不得不或者是接受一种外国间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外国模式,或者是拒绝该统一法律,从而使美国落伍于国际统一体,而遭致法律分歧与法律冲突的不利后果。”(52)同样,如果在一个国际民事诉讼规则的制定中,没有出现中国的声音、没有反映中国的观点,将会使中国落后于国际统一的法律,或造成与国际统一规则的冲突,就可能形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环境,中国的国际利益会被边缘化。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由此,中国采用多边规则提升国际民事诉讼的方法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增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无疑需要在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需要国内制度具有足够的先进性,才能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应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要考虑国际民事诉讼发展理念上的竞争性、功能上的服务性以及在国际司法斗争中的合作性,也要考虑在未来国际立法中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效应或引领性作用。

  (二)监督、考察被取保候审人遵守有关规定,及时掌握其活动、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及变动情况;

  第一百四十九条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行政庭姚美科认为,前提争议先行原则是处理行政与民事关联争议的基本原则。当民事争议构成解决行政争议的前提,直接影响和决定行政裁判的结果时,关联民事争议一般不适合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处理。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所涉民事问题虽有争议,但不影响行政审判的结果,或者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足以解决行政争议,也不需要中止行政诉讼。即使基础民事争议解决成为处理行政案件的关键,人民法院不宜要求当事人就基础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当事人不提民事诉讼导致行政诉讼陷入无法恢复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尴尬境地。在当事人不能主动就基础民事争议提起诉讼的情形下,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并综合考虑应保护的各方利益做出裁判。人民法院对基础民事争议的审查应当坚持必要但有限审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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