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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与程序公正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9-05-19 20:51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程序公正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司法公正的意义。而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程序公正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逐步确立,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也随之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确立“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并重”的司法准则,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排除非法证据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实践中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导致对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和排除难(即“三难”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披露的冤错案件,进一步暴露了非法取证的危害,完善证据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司法机关也为防控非法证据做了有益的探索。笔者在总结多年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非法证据的界定、排除原则、举证责任分担及证明标准和非法取证的预防等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与同行和专家商榷,以期引起共鸣。

  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或者违反诉讼程序获得的证据资料。” [1]狭义说则认为:非法证据实际上是“非法取得的证据”的简称,是指警察或者其他侦查人员用不合法的方式(通常是违反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方式)所取得的证据。[2]笔者认为,科学界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必须考察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及立法意图。

  第一,综观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其立法本意均是为了限制国家刑事追诉权力。在我国,还是准确打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实体公正的需要。

  第二,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的对象是国家追诉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

  第三,非法证据的内容限定为严重侵犯诉讼参与人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现代证据理论将传统意义上的非法证据细划为“非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亦称“瑕疵证据”)。

  瑕疵,《辞海》解释为:微小的缺点。[3]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就是有微小缺点的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一是两者侵害的客体不同。二是法律对两者谴责的程度和社会容忍程度不同。三是就证据本身来讲,取证过程是否具有可重复性不同。

  综上,笔者认为,非法证据应该界定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以法律所禁止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

  非法证据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它们的衍生证据(也称“毒树之果”)。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笔者比较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下称《拟制稿》)中的表述。该稿第16条规定:严禁以下列方法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人的证明自己有罪的陈述或者其他言词证据:(一)刑讯或其他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二)威胁、欺骗;(三)使人疲劳、饥渴;(四)服用药物、催眠;(五)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方法。[4]

  2、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主要是指司法人员通过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手段取得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

  3、“毒树之果”。主要指司法人员以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证据材料,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种:以美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强制排除”模式;以英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裁量排除”模式;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日本等为代表的“折衷模式”。

  笔者认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要合理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外立法,同时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特别是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笔者认为,“折衷模式”和区别证据种类说的观点,兼顾了国际刑事司法一般准则与我国刑事司法实际和法律文化传统,合理平衡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比较全面地考虑了证据种类差异等因素,应当成为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原则。

  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采取无条件“强制排除”原则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严重侵犯人权。第二,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严重违背司法公正。第三,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虚假性较大,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案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第四,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模式,有助于全面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与功能。

  对于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被排除后,是否可以重新取证的问题,各国观点不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独立于侦查活动,对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具有裁量权,既可以要求侦查机关重新合法取证,也可以独立取证,并以独立的合法取证来覆盖侦查人员的违法取证。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在独立二次取证前应明确告知被取证人“前次取证非法,已被排除”,尽可能地使被取证人不受前次非法取证的影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此类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

  笔者认为,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 裁量排除。具体理由是:一是与非法言词证据相比,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发生虚假的可能性较小,可信度较高。二是取证的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决定了非法取证行为对诉讼参与人权利侵害程度不同。三是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在一定范围内采纳,有助于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符合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便于对重大利益的司法保护,也符合司法权自由裁量的权力配置原则。

  实践中,在衡量一件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需要排除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非法取证行为本身的违法程度和取证主体的主观过错程度。(2)公共利益(打击犯罪)与个人利益(保障人权)相权衡原则。对于一般轻微的刑事犯罪,应侧重保护个人权利;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则应侧重保护公共利益。(3)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明方向。对实物证据的效力判定仍应遵循“有利于被告原则”,如果是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采用。

  对于“毒树之果”是否排除,我国立法未作规定。理论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砍树弃果论”,另一种是“砍树食果论”。笔者认为,对于“毒树之果”,应采取区分种类排除原则,即由非法言词证据衍生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与否,都应依照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的原则予以排除;由非法言词证据或非法实物证据衍生的实物证据,则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依照非法实物证据“裁量排除”原则,并借鉴“毒素逐渐减弱规则”来处理。

  从我国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操作来看,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是前后相接的两个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环节。

  我们将请求人限定为: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证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请求的,应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提出;在审判阶段,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提出。

  在各国刑事诉讼中,证明控诉证据合法的责任在侦查机关,这是证据合法性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诉讼理论,在请求人对证据合法性有依据地提出质疑后,证实取证合法的责任应当由侦查机关承担。这是现代法治原则对国家机关的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理念的基本要求,是由侦查阶段秘密性决定的。笔者认为,证明非法取证的标准应在不同诉讼阶段有所区别:对于提出排除非法证据请求的请求人来讲,其证明取证行为非法的标准为“引起合理怀疑,动摇取证合法性”的程度即可。在审查起诉阶段,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由侦查机关承担,其证明标准是“较大的证据优势”。在审判阶段,则要求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证明取证合法的标准达到“查证属实且排除合理怀疑”。

  1、权利告知。在现有告知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还应明确告知: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及其含义,排除非法证据的运作程序、效力、权利救济等。

  2、请求人提出申请。请求人提出书面申请,包括非法取证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可以附以证据材料。

  3、要求说明取证情况。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受理请求人的请求后,向侦查机关送达《要求说明取证情况通知书》,由侦查人员作出说明。

  4、审查。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侦查人员和请求人参加,对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况进行审查与综合评估;在审理阶段,应当就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况进行先期审理,由检察官和请求人向合议庭陈述意见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5、决定。对于确认属于非法证据的,由检察长或院长决定予以排除;对于涉及重大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或者对于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有严重分歧的,应提交检察委员会或审判委员会决定。

  6、权利救济。在审查起诉阶段,请求人或者侦查机关不同意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决定的,有权提请复议一次。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提请复核一次;请求人对复核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将该“非法证据”提交法庭。在审判阶段,请求人或者检察机关不同意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决定的,在审理期限内,有权提请复议一次。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上诉或者抗诉。

  就笔者观察,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非法证据有一些相关规定,已初步形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司法实践中,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主要通过审查卷宗和复核证据,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意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接受控告与申诉,以及强化看守所入所体检制度等发现非法取证。

  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设计,使得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屡有发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举步维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执法理念偏差,与法治思想格格不入。二是取证技术手段更新较慢,“口供中心主义”盛行。三是制度不健全,对非法取证行为缺乏有效的程序性制裁。

  1、在证据标准方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并重新审视被告人供述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

  5、侦羁分离和建立公派律师值班制度,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的权利保障制度。

  [1]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2]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4] 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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