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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澍:刑事诉讼法学缘何缺席方法论之争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9-05-24 06:23

  知识论与方法论并非共生共存,只求知识不问方法,使得早期法学研究中方法论并非自觉地支配知识生成

  某些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就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或先“定量”再“定性”,通过数据的呈现提炼理论观点,实则不然

  方法多元可能为司法实务提供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理论资源,并推动学派的真正形成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方法论供给支援。纵观我国法学30余年的发展沿革,知识论与方法论并非共生共存,只求知识不问方法,使得早期法学研究中方法论并非自觉地支配知识生成。相反,以传统的“中西二元论”作为认知框架,“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落后”与“先进”等话语的高频适用,不自觉地形成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的比较法学研究范式,大量西方法学经典论著的介译,让中国法学切实地体会到自身理论的贫瘠和制度的缺陷。

  

  其间,对于刑事诉讼法学而言,权力与权利、公正与效率、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始终是研究演进的核心话语,但上述价值并非根植于中国传统诉讼文化。或者说,相对的价值取向在本土并不平衡。是故,比较法学范式中逐渐衍生出价值法学,即以价值为指引,支配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取向。这一阶段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总体上着重培育法治理念、唤醒权利意识,无论是比较抑或价值,终归要回到本土的政法体制来加以分析,因而,参考北京大学教授苏力的概括,这一阶段的刑事诉讼法学应当属于注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

  然而,刑事程序具有超国界性,其制定和修改的生态机理也有别于其他部门法,世界各国在探寻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它们规定在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国际文书之中,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以此为前提,2000年前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从单纯的政法法学研究转向以国际准则为指引,试图提升刑事诉讼法的话语品质。为了避免国际准则在中国土壤的排异反应,试点研究开始兴起,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诸多热点问题,例如刑事和解程序、刑事简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等,都是经过“试点”推广、经验总结,并做出一定的理论推进之后,最终被立法机关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流行”的是政法法学抑或实证试点,“解释”始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是最初探讨的是基于程序法定原则,刑事诉讼法“能否解释”“由谁解释”?而如今似乎已然接受了司法解释短期内无法被立法解释所替代的现实,关于“解释”的研究逐渐转向“如何解释”。

  通过对学术脉络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刑事诉讼法学在我国逐渐成为显学,成果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吊诡的是,这门显学在当下学界的方法论之争中却缺乏足够的话语资源,甚至尚不足以达到对话的前提。所谓对线年初以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论战。然而,参与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却是寥寥,远不及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学者。无论是关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本身的研究,抑或其在部门法中的适用,都已经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产出,唯独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缺乏对两者的实质性反思和重量级成果。

  究其根源,在于当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推崇的实证研究或法解释学均不能诠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精义。刑事诉讼法解释学仍局限于法条的解释,但法教义学除了将现有法秩序视作教义加以解释,还需要进行体系化建构的过程,从而实现漏洞填补乃至法律续造。就此而言,单纯地探究某个条文如何解释、哪种解释方法处于优位,不过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在缺乏体系建构,甚至现有法秩序尚不完备的前提下,盲目进行解释,并不必然带来知识增量,很可能只是图一时之快的对策法学罢了。刑事诉讼法是一门“知易行难”的法律,之所以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走样,并非皆是条文本身出了问题,更可能是运作中遭遇了各种力量的冲击,这也正是近10年来实证研究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尤为盛行的原因之一,翻看各种课题立项,很大一部分即标榜着“实证研究”。然而,某些学者对“实证研究”存在误解,认为实证研究就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或先“定量”再“定性”,通过数据的呈现提炼理论观点。实则不然,定量研究只是实证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定性研究往往比定量研究更具生命力,若未在“定量”之前通过“定性”提炼问题,很可能造成数据的偏差,徒增研究成本。此外,“试点”研究又是实证研究中最“时尚”的,试点的建立费钱、费力、费时,通常还需要实务部门和课题经费的支持,因此基本只有顶级学者才有资源进行“试点”。“试点”显然属于“典型调查”即“个案研究”—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的一种研究模式,但我国法学学者对于“试点”同样先“定量”再“定性”,这样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又有多少先入为主的成分掺杂其中?通常,学者还会组织研讨会,邀请实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实务经验,但在会议这种特殊场合,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们所介绍的“经验”又有多大的真实性呢?基于此,在实证研究热潮的背后,我们仍需反思,单纯地堆砌数据并不能保障研究的可靠性,相反,深入实践的访谈、参与观察似乎更加原汁原味。我们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学术契机,越来越多的刑事诉讼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挂职于实务部门—这正是法学研究的“田野”。

  实际上,社科法学抑或法教义学并不冲突,也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是对于刑事诉讼法学而言,修法已完成,相关司法解释业已出台,如何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学界贡献智识资源,对于有碍法律实施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社科知识或许更具解释力。当然,在法律适用上,社科知识的引入,最终仍需要在法教义学向度上进行说理、达成共识。

  总而言之,方法多元可能为司法实务提供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理论资源,并推动学派的真正形成,进而保证持续、良性的知识产出,唯有如此,面对方法论之争,刑事诉讼法学方能不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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